艾滋病最早在临床上被发现是在1981年，其病原体在1983年被确定。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科学家们仍在寻找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办法。尽管取得了不少进展，但一位权威科学家担心艾滋病研究可能已经误入歧途。
在艾滋病最早的爆发中，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杰伊·列维(Jay Levy)和三四名同事在许多压力之下从病人的血液里分离出了HIV。他们是最早发表论文报告发现艾滋病病原体的三个研究小组之一。自那之后，列维一直专注于艾滋病的研究。在这种疾病被发现十年的时候，列维说人类对它的认识只是“二年级水平”;在三十年的时候，他认为人们也才到“五年级水平”。
现在，列维担心人们一些考虑问题的方向是跑偏的。“我的担心是，对于艾滋病和HIV的研究方向和某些观点是误入歧途的，研究者必须停下来，然后根据科学所指引的方向前进。”列维最近对记者说。
一年半之前，在一次杂志主办的学术会议上，列维首次表达了他的一些担心。会后，《分子医学动态》的主编找到列维，约请他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出来。
于是，列维写了一篇文章，它发表在2015年4月份的《分子医学动态》上。其中，列维一共整理出了六条研究者对于艾滋病和HIV的错误观念，并认为研究者对某些思路的忽视会“威胁到HIV感染的长期解决方案”。
人体的防线
几十年过去了，列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的时候，每一个来到实验室的患者都对生存充满了绝望。艾滋病就像是死刑判决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研究者们发现，某些艾滋病患者是可以控制好HIV感染的，他们并不需要治疗。具体来说，HIV-1型感染者中有5%到8%的人能至少控制病毒10年，有些人能够长达35年。还有一些人多次暴露于HIV却能够免于感染。
HIV感染就意味着死亡吗?这是列维指出的第一个错误观念。“许多被感染的人都不需要治疗就能过正常的生活。对这种看起来减弱了的病毒感染进行研究，会让我们学到很多。”列维表示。
这一发现其实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。早在1996年，就有研究者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一现象，并将原因指向了人体的先天性免疫响应。当时，研究者提出疑问：这是否意味着“大自然已经替我们完成了实验”?2001年，列维再次提出这一观点。在HIV入侵人体的几分钟时间内，先天性免疫响应会发挥作用，试图阻断病原体。如果这一行动没有成功，那么获得性免疫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到几周中与HIV斗争。
在防御的过程中，先天性免疫细胞会制造细胞因子来直接控制病毒，以及影响获得性免疫响应的程度。因此，先天性免疫响应是人体对付外界入侵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，在对抗艾滋病的研究中，它的重要性应该与获得性免疫等同——这是列维强调的第二点。
他指出，如果能用疫苗来提升早期的先天性免疫响应，那么这对于对抗HIV将会是很重要的。
不过，即便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经验，人类仍然并不完全清楚免疫系统是如何对HIV入侵做出响应的。这是一个涉及多种细胞和多个机制的复杂过程。有一类叫做CD8+的T淋巴细胞很长时间以来受到科学家的关注，因为它被认为能够杀死被HIV感染了的细胞。
而列维强调，CD8+细胞并不见得杀死被感染的细胞，而是可以通过某些细胞因子(CAF)抑制病毒，让病毒无法繁殖，细胞也不必死亡。在临床上，属于此种情况的病人会保持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。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机制能够应对所有亚型的HIV，列维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艾滋病疫苗是很重要的。
寻找治愈方法
在对艾滋病的治疗中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(ART)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方法。根据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，ART能够快速大幅度提高成人病患的寿命;在2004年到2011年间，这一疗法让非洲南部某地区的患者寿命提高了11.3年。
在实际操作中，一个人一旦被确诊感染HIV就很可能被医生开出ART的处方。然而列维认为，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。他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，“不管病毒复制的情况而一刀切地采用疗法，这是否会免除伤害，是并不清楚的。”长期的ART治疗可能会产生副作用，包括肝和肾的紊乱。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，一些人虽然被HIV感染，但是病毒在体内是被抑制的。列维说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究竟是这种低水平的病毒复制对身体所带来的伤害大，还是疗法的副作用对身体的伤害大。
他并不建议对所有感染者都使用ART疗法。这是列维提出的第四点。“让人终生接受ART疗法，就像是无穷尽地让人做化疗。”他写道。
同时，列维也建议他的同行们慎将ART当作预防艾滋病的手段来运用。这似乎是一种趋势：ART近些年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在了HIV阴性的人身上，以达到预防的目的。然而列维认为这也是歧途，只是在追求短期效益。他担心具耐药性的病毒可能会由此产生。
在艾滋病的预防上，自1980年代初，研究者就在寻找疫苗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进展并不顺利。在众多一期、二期、三期的实验中，只有一个达到了有限的保护，有效率也仅仅是31%。现在，众多的研究项目将注意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抗体来消除病毒上。有少数研究曾经着眼于先天性免疫响应，但并不成功，这个方向也随之变得不被重视。
列维认为，实际上，先天性免疫的方向与获得性免疫的方向是同等重要的。“一些人多次经生殖液乃至血液途径暴露于HIV却并未被感染。是什么因素给了他们保护?”列维问道，“再者，一种灭活疫苗在预防猫的慢病毒感染上起到了作用，这种疫苗显示出了用于预防马传染性贫血的前景。这条路线是否对HIV有用?”马传染性贫血是发生在马匹中的一种病，其与艾滋病有诸多相似之处。
在寻找艾滋病治愈方法的道路上，研究者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路径。但列维指出，其中“一个流行的策略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实验基础上的”。这个策略，是研究者们设法通过激活休眠的HIV病毒来杀灭它们。
艾滋病治疗中的一个巨大挑战，就在于大量的HIV是可以在免疫细胞中呈休眠状态的，它们分布在病人全身，免疫系统无法识别，而治疗一旦停止，它们就会全面反攻。一些研究者认为，如果能够激活这些休眠的病毒，让它们复制HIV，那么免疫系统就可以识别出它们;同时，它们一旦制造出新的HIV，被感染的细胞就会死亡，其他的医学干预则可以杀死病毒。
不过，列维认为这种策略缺乏科学基础。“对HIV的初步研究显示，病毒的复制并不一定会带来细胞的死亡。”他说。
对于一种能够将自身嵌入细胞基因中去的病毒，如何能够杀灭它们，这个挑战需要研究者更多的理解。这是列维强调的最后一点。他认为，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方向，仍然是提升免疫系统的响应。现在已经有研究者在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来模仿“柏林病人”的状况。
2008年，一位名叫蒂莫西·布朗(Timothy Brown)的HIV感染者被报告在经过两次干细胞移植后，艾滋病被“治愈”了。他被医学界称为“柏林病人”。移植手术中的捐赠者，是一个对HIV免疫的人。
“(基因编辑)这种策略可能会带来对HIV的长效控制，就像在健康的长期生还者身上看到的那样。”列维说，“在这种情况下，病毒的复制和它的潜在的有害影响可以被避免。根本上来说，被感染的人是‘功能性治愈’的。”
识别“抗病毒因子”
“我所说的这几点对于中国来说都很重要。”列维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。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艾滋病顾问。“我很担心人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没有在以免疫为基础的疗法上。”他说这是他整篇文章所重点强调的，“显然，如果制药公司能够观察长期幸存者，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研发免疫学的疗法，那会是非常好的，我觉得那会比现在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毒性低很多。”
“因为免疫系统是复杂的，大多数公司不愿意投身这个领域，而更愿意仅仅研发新的抗病毒药物。”他继续说，“制药公司需要认识到的是，如果他们去理解免疫系统，那么他们的方向就不单是针对HIV感染的，还会包括其他病毒感染以及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。”
列维自己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试图找到CD8+细胞所释放出的“抗病毒因子”(CAF)。这些蛋白的量非常小，是皮克(10的负12次方克)量级的，如果没有几公升的材料，那么连质谱测量也无法找到它们。“以实验室所培养的免疫细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，”列维说，“但我们仍然在取得进展，希望能够识别出这种蛋白。”
